私立稻江護家打工 經濟:持久抗戰的物質保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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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以一個貧而弱的農業國抵禦日本這個現代化工業國的進攻,如何維繫經濟不至崩潰,為抗日戰爭提供基本的物質基礎,成為中國能否堅持抗戰的重要原因。中國人民歷經千難萬苦,從人力、物力、財力上全面支持抗戰,海外華僑以捐款、僑匯、貿易、投資等方式支持祖國的抗戰,國際盟友也給予中國抗戰巨大的物質支撐,這些都為持久抗戰的最終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。

70多年前,在艱苦卓絕、全民奮起的抗日戰爭中,較量的不僅是二者的軍事實力,而且是包括經濟實力在內的綜合國力的較量。其時,中國是一個地域廣闊而落後的農業國,日本是一個地域狹小卻先進的工業國。不論是國民黨政府領導的大後方,還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根據地,都制定出符合中國實際的經濟政策,為堅持抗戰提供了物質基礎。

大後方的經濟與正面戰場的抗戰

法幣改革促進了經濟發展,工業內遷支撐了國民黨軍隊正面抗戰,田賦徵實緩解了通貨膨脹,國民黨政府集中有限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,為把抗戰進行到底提供了物質保障。

1931年「九·一八」事變以後,日本全面侵華的野心昭然若揭,國民黨政府為應對日本的侵略也著手進行各種準備。1933年國民黨政府在全國廢兩用元,一切交易不再用銀兩,改用銀元,中國貨幣開始走向統一。1935年11月,國民黨政府實行法幣改革,規定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收付,概以法幣為限,不得行使現金。法幣改革促進了經濟發展,為抗戰奠定了一定的基礎。法幣得到廣泛流通后,國民黨政府可以最大限度集中白銀等重金屬,在國際市場上購買急需的各種戰略物資。鑒於中國工業之精華多在沿海,隨著對西北和西南的掌控,國民黨政府加緊了在西北和西南的工業布局,1937年在西南地區以投資、合辦形式控制的工廠達到23個,生產電153.3萬千瓦時、煤2萬噸、凈鎢砂11926噸、銻14597噸、精銅9噸、鐵砂6313噸、電訊機425具,形成了以採礦、冶金、機械、化工、電氣為主體的國防工業體系。與此同時,國民黨政府也加快了西北和西南地區的交通建設,1936年至1937年7月,共修築鐵路2030公里;七七事變前公路里程達到11.5702萬公里,初步形成了縱貫全國的交通網。這些措施都為堅持大後方的抗日奠定了基礎,例如,在抗戰頭兩年僅鐵路就輸送兵員1100萬人次,軍需物資300萬噸左右。

「九·一八」事變后,國民黨政府開始意識到工業內遷的重要性,沿海工業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大規模內遷。截至1940年底的不完全統計,遷入內地的工廠達445家,其中兵器工業18家、冶金工業2家、礦業8家、機器製造業181家、電器製造業29家、紡織工業97家、食品工業22家、文化教育用品工業37家,以及其他各業17家。抗戰時期,大後方兵器工業能夠充分滿足國民黨軍隊重機槍、迫擊炮、槍擲榴筒、槍擲榴彈和手榴彈的消耗;能基本滿足步槍、輕機槍、槍彈、迫擊炮彈的消耗,支撐了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抗戰。內遷的其他工業企業,成為大後方工業體系的骨幹。

由於政府收支不平衡、物質供給不足、外援斷絕等原因,從1940年開始,大後方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,物價指數以1939年6月為100計,則1941年12月已高達1029。為應對危機,國民黨於1941年3月召開五屆八中全會,決定「以軍事第一與經濟國防化」為原則對經濟實行全面統制。在所有的統制政策中,以戰時的糧食統制最為重要。1941年下半年,國民黨政府接收各省田賦,全部徵收實物,供需由中央統籌。田賦徵實保證了軍隊和國家機關人員的糧食供給,節省了國民黨政府購買糧食的巨額開支,減少財政支出,減緩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國立宜蘭高商打工。據統計,1942年至1944年田賦徵實折成法幣,約佔國民黨政府各年財政收入的32.66%、49.14%、54.68%。總之,國民黨政府對於國民經濟的全面統制,維護了大後方基本的經濟秩序和生產,集中有限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,為把抗戰進行到底提供了物質保障。

雖然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發展農業、工業,利用統制政策維護經濟運行的基本秩序,然而,大後方的物質供給並未得到明顯增加,由於龐大的軍費開支,政府財政赤字越來越大,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。大後方人民為了抗日戰爭最終的勝利勉力苦撐,付出了巨大的代價。

根據地經濟建設和敵後戰場抗戰

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,各根據地把農業放在第一位,減租減息、擴大生產、精兵簡政,還將發展公營經濟作為緩解財政困難、促進抗戰勝利的重要措施。在多種政策措施共同作用下,各根據地的經濟均有所發展,為敵後抗戰奠定了物質基礎。

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,中國共產黨深入敵後,創立根據地,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的正面作戰。抗日根據地孤懸敵後,地域偏僻,經濟落後,中共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,實施了卓有成效的經濟政策,為鞏固根據地、堅持抗戰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。

農業是根據地最主要的產業,在戰時情況下,戰爭所需要的糧食、布匹和其他各種物質,主要來源於農業生產。為此,各根據地將發展農業放在中心的位置。毛澤東在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》中明確指出,農業應該放在第一位。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是中共發展農業的基本政策。減租減息在不損害地主過多利益的前提下,減輕了農民的負擔,改善了農民的經濟地位。它將地主階級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內,調動了廣大農民支持抗日的積極性,使農村社會各階層共同彙集在抗日這面旗幟之下。除此之外,為了促進農業的發展,各根據地積極發放農業貸款貸糧,制定開墾荒地、興修水利、繁殖牲畜、種植棉花、植樹造林等有關獎勵政策,及時調劑糧棉種子,打制各種農具,派出部隊保衛春耕秋收,組織機關人員幫助群眾生產,修訂抗戰勤務條例,以保證農業生產的時令和所需人力畜力等。為節約民力,軍隊在戰鬥之餘也積极參加到農業生產之中。從1941年起,各抗日根據地的軍隊、機關、學校廣泛開展大生產運動。為了盡量減輕根據地群眾負擔,各根據地還開展了大規模的精兵簡政。大生產運動和精兵簡政,不但大大改善了機關、部隊的生活,更重要的是減輕了根據地人民的負擔,密切了中共與根據地群眾的關係。正如毛澤東所說的:「部隊機關學校既然自己解決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質問題,用稅收方法從老百姓手中取給的部分就減少了,老百姓生產的結果歸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。」

雖然農業是抗日根據地的主要產業,但是,經濟的運行須臾也離不開工商業。各抗日根據地將發展公營經濟作為緩解財政困難、促進抗戰勝利的重要措施。根據地的公營事業主要包括政府經營的鹽業、工業及商業;軍隊和黨政機關經營的農、工、商業。在發展公營經濟的同時,抗日根據地也注重保護私人工商業。1939年12月,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指出:「我們對於資本主義採取調節的政策。包括髮展中農的生產運動,辦好消費合作社扶助中農生產,與富農競爭,成立商品合作社扶助小手工業生產者,廢除苛捐雜稅培植小商業者,發展國防工業與資本主義競爭,大胆讓資本主義去發展而不壓制資本主義,對於勞資關係也採取調節的政策。」1940年12月25日,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中提出:「勞資間在訂立契約后,工人必須遵守勞動紀律,必須使資本家有利可圖。否則,工廠關門,對於抗日不利,也害了工人自己」,「應該吸引願來的外地資本家到我抗日根據地開辦實業。應該獎勵民營企業,而把政府經營的國營企業只當作整個企業的一部分。凡此都是為了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。應該避免對任何有益企業的破壞」。1941年1月15日,《解放》周刊發表《論抗日根據地的各種政策》的社論,明確提出「我們歡迎他地的資本家到抗日根據地上開辦實業,並切實保護他們的營業」。公私兼顧、發展工商業的政策措施,促進和推動了根據地經濟的發展。

金融貿易政策是根據地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。抗日戰爭期間,各根據地都發行了自己的貨幣,這些貨幣在穩定根據地金融秩序、活躍根據地市場、促進根據地經濟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。在對外貿易方面,實行「管理進口,保護出口」的貿易政策。這種政策有利於各個根據地輸出產品來換取根據地急需物資,維護根據地經濟安全和物資充裕,同時能起到保護和支持邊區實業,活躍邊區市場,增加根據地政府稅收等作用。

在多種政策措施共同作用下,各根據地的經濟均有所發展,為敵後抗戰奠定了物質基礎。陝甘寧邊區糧食產量逐年增國立恆春工商打工長,1944年糧食產量比1937年糧食產量將近多出一倍。其他根據地農業建設的成績也很大,晉綏根據地軍隊於1943年開荒20餘萬畝,相當於群眾開荒總數的1/3,收細糧3萬余石,養豬1萬余只,做到了每人每月食肉3斤。抗戰初期,各根據地工業幾近空白,經過艱苦的努力后,各根據地創辦了紡織廠、造紙廠、製革廠、被服廠、農具廠、製藥廠、兵工廠等公營企業和私營企業。以棉紡織業為例,陝甘寧邊區1943年擁有紡車120255架,紡紗417852公斤,織布63334大匹。農業、手工業和工業的發展帶來了貿易的繁榮,抗戰前延安只有店鋪100多家,到1943年就發展到400多家。1944年陝甘寧邊區對外貿易實現19億元邊幣的出超。

1941年起,中共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,各抗日根據地不但堅持下來,而且1943年之後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、各抗日根據地的面積人口都有了新的發展。到1945年春,中共領導的八路軍、新四軍及其他武裝力量達到91萬人,不脫產民兵200萬人,抗日根據地總面積達到95萬平方公里,總人口9550餘萬,這其中,採取正確的經濟政策、大力發展根據地經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華僑對抗日戰爭的經濟貢獻

全世界800萬華僑中有400多萬人參加了捐款,中日兩國僑民對本國捐款之比為31∶1。八年全面抗戰海外華僑捐款總額達13億多元國幣。不僅如此,抗戰時期華僑在國內投資近18億元,掀起了近代明志科技大學打工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的高潮。

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全體成員的抗戰。海外華僑雖遠離祖國,但心系抗戰,他們以人力物力積極支持抗日戰爭,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。海外華僑在經濟上支持抗日戰爭,主要通過捐款、僑匯、貿易和投資等幾種途徑。

捐款是華僑支持祖國抗戰的主要方式。戰時華僑捐款從「九·一八」事變時已經開始。捐款的階層極其廣泛,從僑領鉅賈到生活清貧的工農大眾無不參加捐款。當時全世界800萬華僑中,有400多萬人參加了捐款,中日兩國僑民對本國捐款之比為31∶1。據國民黨政府財政部的統計,八年全面抗戰海外華僑捐款總額達13億多元國幣。華僑的大量捐款,是戰時國民黨政府財政經濟的重要補充、支持祖國長期抗戰的重要財源。

僑匯是指華僑寄給家眷的日常生活費用。由於中國是落後的農業國,在對外貿易中長期處於入超地位,僑匯彌補了入超造成的外匯虧空,被認為是中國無形的輸出。從1931年起,僑匯數量逐漸遞增,彌補入超的百分比愈來愈大。1937年至1940年,僑匯與入超比例分別是411%、521%、414%、232%。抗戰時期的僑匯,一方面墊補了政府大量軍費開支,太平洋戰爭爆發前,國民黨政府的軍費開支約123億元,當時僑匯即有53億元,相當於國民黨政府總收入的1/4,相當於軍費開支的43%;另一方面,大量的僑匯充作法幣準備金,促進法幣的流通,鞏固了法幣在國際上的信用。

積極從事與祖國的商業貿易,是華僑支持祖國經濟抗戰的重要途徑。太平洋戰爭爆發前,南洋華僑與祖國貿易關係日益密切。七七事變前,我國由南洋各國經常進口貿易為2.6億元至3億元,出口為2.6億元至4億元;1940年,進口額增加到9.2億元至11.9億元,出口增加到10.1億元至16.6億元。華僑在我國與南洋的戰時貿易中起了重要作用。我國多從南洋進口米、膠、油、葯等戰爭急需或國內緊缺物資。1940年,中國農業嚴重歉收,南方15省稻穀夏收較往年降低20%,農產品總量減低10%,重慶大米價格指數從5月間213上升到12月間的1004,國民黨政府到南洋購買了3萬市擔米糧,及時補充了我國戰時的糧食不足。太平洋戰爭爆發后,南洋各地很快被日軍佔領,國民黨政府困守大西南,財政經濟出私立稻江護家打工現較大困難,其原因固然很多,但大量僑匯斷絕、貿易中斷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。

抗日戰爭期間,很多華僑直接在國內投資,穩定和繁榮了中國抗戰時期的經濟。為開發和利用大後方的經濟資源,國民黨政府先後制定了《非常時期華僑投資國內經濟事業獎勵辦法》《指導歸僑墾殖暫行辦法》等。海外華僑積極響應祖國的號召在祖國投資,其資本主要集中在工礦業、墾殖業和金融業。據統計,抗戰時期華僑在國內投資近18億元,掀起了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的高潮。戰時的華僑投資是對抗戰時期的中國經濟的又一貢獻。如南洋僑領張百基所說,華僑投資可以大量開發資源,可以穩定後方資源,可以抵制敵貨流入,可以發展海外國貨,可以充實國防利器,可以代替當前捐款之外匯,可以維繫華僑愛國之重心,可以拒絕敵偽挑撥之陰謀。

78年前中日之間全面戰爭爆發。中國以一個貧而弱的農業國抵禦日本這個現代化工業國的進攻,如何維繫經濟不至崩潰,為抗日戰爭提供基本的物質基礎,成為中國能否堅持抗戰的重要原因。由於特殊的政治原因和其他客觀條件,中國的抗日戰爭形成了兩個戰場,然而無論正面戰場抑或敵後戰場,在抗日戰爭中面臨的經濟問題的本質是相同的,都只能通過悉心合理利用現有的經濟資源來克服困難,除此之外別無他法。從歷史進程來看,中國人民歷經千難萬苦,從人力、物力、財力上全面支持抗戰。海外華僑以捐款、僑匯、貿易、投資等方式支持祖國的抗戰,國際盟友也給予中國抗戰巨大的物質支撐,這些都為持久抗戰的最終勝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。

(作者單位:中央黨校黨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打工史教研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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